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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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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5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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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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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这是涉及中国史学和思想史的很严肃的话题。
一,关于“民国疑古学派”。

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
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中国上古史的真伪;诸子著作的真伪;《诗》《书》《易》的作者和写成时间;延续两千年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考察和辨析,等等。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二,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是上述讨论的发起人。

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
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三,顾颉刚所谓“疑古”的思想来源及主要观点。

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的》一文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郑”是郑樵,宋代史学家;“姚”是姚际恒,清初著名学者;“崔”是崔述,乾隆时期的大学者。
顾颉刚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
“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四,如何看待顾颉刚的古史观点。

顾颉刚,一直“顶”着“疑古”的“帽子”。
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呢?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
钱玄同则称赞这一观点“真是精当绝伦”。
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
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
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87年6月22日的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说,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众多评价,恕不赘引。
1993年,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颉刚“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尊重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亲自点名,周总理亲自出面,请顾颉刚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后来,毛主席又提名,让顾颉刚作《尚书》的译注工作。
顾颉刚先生治学极其严谨,一篇《尚书.大诰》,千多字,他考证的笔记写了六十多万字。他所考证过的古籍,如《诗经》,别人几乎再难发现他遗漏的资料。
当年,冯友兰将史学界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顾颉刚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而疑古者信的亦是真古,释古派所信的真古,即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所谓顾颉刚“疑古”是否定中国历史,或者说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云云,大约都出于没认真读过顾颉刚先生著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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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派可以说功过参半。
疑古大约发端于唐代,盛行于清代,民国以顾頡刚为代表的疑古最系统,最深刻。
疑古最主要的功绩是打破了上古历史出于一统一家的观点,这一观点源于西周,周人为了统治需要,把各族(部落)都纳入到自己的祖宗神系统,当然自己的祖宗神(黄帝)排在第一位,这就是五帝系统的来源。现代研究认为帝喾是东方殷商等族的祖宗神,但周人把帝喾纳入为黄帝的子孙,又把自己祖宗姬弃排在帝喾嫡长子的位置,商祖契和尧等只能是庶出。这一天下一家的思想,经过春秋战国儒家为首的“百家争鸣”的推波助澜,更系统,更完整,更深入人心。客观上形成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现代考古证明,上古时代,中华文明呈满天星斗里状态,天下并非出自一家,这也是疑古派的功劳。
当然疑古派走过了头,甚至否定五帝的存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疑古派影响面很广,这里只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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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公元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
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主要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 一著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之大成,经十年拓展,五四运动以后,顾颉刚等史学家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从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
其作为20世纪影响很大的疑古思潮门派,“古史辨”派怀疑古史,考辨伪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争论,对其得失也有过不少评论。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顾颉刚先生还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
近些年来,随着对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古书、古史研究日渐深入,很多曾经被怀疑过的问题因为有了新的证据而重新得以确认。这无疑是古史研究的重大进步。但我也注意到,现在似乎有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史辨”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其全面否定,这一点在有的年轻朋友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一听到“古史辨”派,就以“大禹是条虫”来回应。那么,今天究竟该怎样评价“古史辨”派?“大禹是条虫”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1923年初,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要点有三:
(1)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中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立即使社会各方面读古书的人都受到强烈的刺激,引起了长达半年的古史大论战。就是在这中间发生了“禹是一条虫”的小插曲。
具体是这样的: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讲到“禹从何来”的问题,他解释说:“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古代英雄。“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顾颉刚这样举出《说文》中的解释作证据,把古代英雄干脆抹杀,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此,“顾颉刚讲禹是一条虫”的说法哄传海内,很多人讥笑他“望文生义”,“想入非非,任情臆说”。顾颉刚也很快自省这种看法实在不妥,于是对“禹”重新作了解释,称:“我对于禹的来历很愿意再下一个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并据古史资料举出数项理由,这说明他对古史资料也有相当的承认,并非有意全部抹杀。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再拿“大禹是条虫”来概括顾颉刚的观点,显然就不妥了。
从总体来说,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贡献是很大的,其成就是主要的:
首先,“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古史辨》第1册于1926年出版以后,胡适评价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以后,郭沫若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至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
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之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来讲述了,这启发人们要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其次,由于臆说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
最后是“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与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泛的考证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学术价值。
顾氏学说存在的失误和局限具体来讲有三项:
第一,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古书辨”。就在顾氏提出的“层累说”等论点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之时,就有人这样提出了批评。顾氏本人也界定自己的治学范围是秦汉时期关于古史传说的演变史,坦然承认“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20世纪的前30年考古发现已经很多,此后几十年中发现的地下实物更加丰富,我们今天“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正必须十分自觉地把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二者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史料有时不能做到审慎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徐旭生就曾指出:“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意去分辨。”“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而疑古派的极端派却夸张他们的歧异、矛盾”。
晚年顾颉刚对以往疑古过头的问题也注意到了,并且有所修正。
比如原先认为《周礼》为刘歆伪造的看法即被明确放弃。
总之不盲从于旧说,善于发现可疑之点,勇敢地探索真理,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历史研究也是如此。而顾颉刚“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也正是这种不盲从旧说、善于怀疑的精神,应该是我们今天评价“古史辨”派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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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阴阳,总是一正一反!若是看钱币,疑古派正是它的反面,人们从正面看不见它!然世界因是阴阳组成,所以少不了疑古派,阴阳本是相辅而成!顾说”七万年前尚未有人类,三万年前人兽难分〞,原来他是近视眼,后人不能跟随他,应扩展眼界,看得更深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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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疑古派,很多人已经陌生了,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十运动后的一个史学流派。
疑古派关系到我们对华夏历史的态度,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这么说,疑古派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罪恶的渊薮,正是由于疑古派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对华夏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否定和破坏,才导致了后来的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
下面我们就从疑古派的源头、土壤和方法、影响来分析一下。
疑古派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对自己的疑古思想的来源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批判思想,第二个是自己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学精神,这样看起来也算是根正苗红了,其实顾颉刚有意识地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清末民初日本的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否定思潮。
由于中国统治者的顽固保守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先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形象轰然倒地,这滋长了日本的狂妄,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思潮。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却又把日本当成了老师,中国人的极度的自卑和日本的狂妄促成了这股思潮通过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并泛滥开来。
顾颉刚有两个朋友,钱玄同和胡适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和这两个留学生有莫大关系,后来胡适之不再疑古,还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
其实顾颉刚疑古思想的直觉来源不是历史上的批判思想,而是日本对华夏上古史否定的思想。
首先是历史上所有对历史史料的批判都是就事论事,是小心求证的,顾颉刚不是,它是否定了中华文明史,这一点正是来源于日本。
如果说日本人的思潮是中国疑古思潮的外因的话,中国人的自卑思想就是疑古思想泛滥的土壤。当时华夏文明处于历史的最低潮,所面临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自信心低到了极点。
好汉不提当年勇,因为当年勇提的越多,越显得当下的无能,正是这种文化的自卑给疑古派的肆虐提供了土壤。
疑古派对上古史的否定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有罪推定法,就是首先假定上古史是古人编造的,然后再为这个寻找证据。找证据的方法就是,如果典籍不能自证清白,就被疑古派判为伪史。这个方法在疑古派的手里无往不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让顾颉刚硬生生的打了对折,春秋以前的历史都成了伪史。

2、类比法,就是先研究民间故事的发展,然后拿历史和民间故事比对,只要相似,就判定历史和民间故事一样是编的。

3、扩大法,就是在典籍中发现一点矛盾或错误的地方,直接就把整个典籍给否定了,比如对于史记,疑古派自认为找到了纰漏,就说整本史记都是文学作品,可谓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今天,疑古派虽然名字不为大家熟悉,影响依然存在。
很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跪的太久了,膝盖已经残废了,你要是扶他起来,他会骂你,因为他一站就钻心的疼。
只有从内心真正站起来了,疑古派的孽子孽孙才会站起来,洋跪子自们才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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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疑古论”还是“古史辨”根本在于要证明在古代史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么:从西方经日本到中国的胡适与钱玄同和顾颉刚兴起的“疑古论”即“古史辨伪”后果究竟是什么呢?被他们肯定的中国历史是什么呢?被他们否定的中国历史又是什么呢?经过百年之后的今天应当一目了然——他们不仅没有辨别“真与假”的界限,而且是混淆了真假是非的界限!应当是有过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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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禅让制度是墨家伪造,孔子作春秋一说是儒家伪造,老子一书成书于秦汉之际,周礼、左传是汉代刘歆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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